
在抗日战争期间,特别是1938年武汉保卫战后,八路军逐渐取代了国民党正规军,成为了中国抗击日军的主力。根据一份日军战报的统计,八路军与新四军联合作战,成功击退了超过6%的侵华日军力量,并几乎摧毁了所有伪军的战斗力。
那么,在与日军的对抗中,八路军是否有一种战术,能够让他们在消灭敌人的同时,最大程度减少自身的伤亡呢?刘伯承元帅当时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,他的回答是:有。
这种战术的形成,源于1942年春夏交替之际,日军对太行山北部展开了大规模的“扫荡”,目标直指八路军129师。1942年5月30日,300多名日军押运着骡马队,带着粮食和财物,途经辽县的苏亭。八路军第385旅769团1营3连,由教导员王亚朴带领,主动前往敌人的补给线寻求战机,并策划了一场反“扫荡”的战斗。
展开剩余72%王亚朴发现了这支敌军后,迅速指派人联系辽县七区的民兵协作。民兵们提前在敌军必经之路布下了地雷,接着,3连与民兵一道,在公路两侧的山岗上设下埋伏。敌人未曾察觉,先头部队不小心踩中了地雷,导致20余名敌军士兵伤亡,后续部队顿时乱作一团。就在此时,民兵们从山岗上推下滚石,滚石的撞击声震耳欲聋,几乎将躲避地雷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。剩下的敌军急忙跑向一片河滩地,但又在慌乱中触发了第二波地雷。3连的战士们趁机利用步枪、机枪和掷弹筒,猛烈攻击敌人。
此次战斗,八路军3连和民兵联手,共击毙敌军140余人,缴获骡马80余匹,解救了大量被日军抓走的民夫。3连自己仅有一人伤亡,民兵没有一人受损。刘伯承在看到战报后称赞不已,他认为这次战斗充分展现了正规部队与民兵协作的威力,地雷、滚石与火力的配合,使得我方伤亡最小,堪称一场成功的伏击战典范。
除了这次伏击战,129师在此次反“扫荡”行动中,还摧毁了敌军在潞城至黎城公路的补给线,成功袭击了多支日军前进队伍。129师参谋长李达高兴地向刘伯承报告称:“太北区的反‘扫荡’战斗取得了丰硕成果。我们攻占了敌人29个据点,破坏铁路40多里,炸毁了3列火车和27辆汽车,摧毁了90多里封锁沟和封锁墙,并摧垮了317个伪组织。”
这场反“扫荡”持续了十多天,虽然日军在根据地内疯狂抢劫、烧杀,但却未能打击到129师的主力。反而,日军损失惨重,不得不在6月上旬撤退,结束了对太行山北部的“扫荡”行动。
在这次反“扫荡”期间,129师的指挥部不断转移。每次驻扎下来,刘伯承除了指挥战斗,还会抓紧时间分析各类战斗报告。某次,他仔细阅读了王亚朴连和其他部队的战报后,对李达说:“根据报告,我对敌我伤亡比例做了计算。在伏击战中,敌军伤亡116人,而我们只损失1人;在袭击战中,敌军伤亡2.94人,我们伤亡1人;而在麻雀战中,敌军的伤亡更为惨重,达到了53人比我方1人。”
刘伯承继续分析道:“伏击战是最有效的战术,尤其是在游击战中,伏击战具有巨大的优势。从空间角度来看,伏击战可以分为阻击、尾击、侧击三种方式。侧击效果最好,尾击则相对较差。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,最关键的是要让敌人毫无防备。”
李达则指出:“有些部队作战时并不注重战术,往往在被动中与敌人硬拼,这样就丧失了主动性,造成不必要的伤亡。”
刘伯承深有感触地说:“我会下达命令,提醒所有部队: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,尽量避免正面交战。但即便是避免战斗,也要做好准备。反‘扫荡’,打击日军,最有效的战术还是伏击。”
于是,伏击战成为了129师在对日作战中最常用且最有效的战术之一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《十大元帅: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》一书,详细记录了刘伯承等十大元帅的战斗经历以及他们独特的兵法战术。这本书曾成为该出版社的年度畅销书,并一度荣登中国军事图书热卖榜的榜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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