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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抗日战争期间，特别是1938年武汉保卫战后，八路军逐渐取代了国民党正规军，成为了中国抗击日军的主力。根据一份日军战报的统计，八路军与新四军联合作战，成功击退了超过6%的侵华日军力量，并几乎摧毁了所有伪军的战斗力。
那么，在与日军的对抗中，八路军是否有一种战术，能够让他们在消灭敌人的同时，最大程度减少自身的伤亡呢？刘伯承元帅当时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，他的回答是：有。
这种战术的形成，源于1942年春夏交替之际，日军对太行山北部展开了大规模的“扫荡”，目标直指八路军129师。1942年5月30日，300多名日军押运着骡马队，带着粮食和财物，途经辽县的苏亭。八路军第385旅769团1营3连，由教导员王亚朴带领，主动前往敌人的补给线寻求战机，并策划了一场反“扫荡”的战斗。
展开剩余72%王亚朴发现了这支敌军后，迅速指派人联系辽县七区的民兵协作。民兵们提前在敌军必经之路布下了地雷，接着，3连与民兵一道，在公路两侧的山岗上设下埋伏。敌人未曾察觉，先头部队不小心踩中了地雷，导致20余名敌军士兵伤亡，后续部队顿时乱作一团。就在此时，民兵们从山岗上推下滚石，滚石的撞击声震耳欲聋，几乎将躲避地雷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。剩下的敌军急忙跑向一片河滩地，但又在慌乱中触发了第二波地雷。3连的战士们趁机利用步枪、机枪和掷弹筒，猛烈攻击敌人。
此次战斗，八路军3连和民兵联手，共击毙敌军140余人，缴获骡马80余匹，解救了大量被日军抓走的民夫。3连自己仅有一人伤亡，民兵没有一人受损。刘伯承在看到战报后称赞不已，他认为这次战斗充分展现了正规部队与民兵协作的威力，地雷、滚石与火力的配合，使得我方伤亡最小，堪称一场成功的伏击战典范。
除了这次伏击战，129师在此次反“扫荡”行动中，还摧毁了敌军在潞城至黎城公路的补给线，成功袭击了多支日军前进队伍。129师参谋长李达高兴地向刘伯承报告称：“太北区的反‘扫荡’战斗取得了丰硕成果。我们攻占了敌人29个据点，破坏铁路40多里，炸毁了3列火车和27辆汽车，摧毁了90多里封锁沟和封锁墙，并摧垮了317个伪组织。”
这场反“扫荡”持续了十多天，虽然日军在根据地内疯狂抢劫、烧杀，但却未能打击到129师的主力。反而，日军损失惨重，不得不在6月上旬撤退，结束了对太行山北部的“扫荡”行动。
在这次反“扫荡”期间，129师的指挥部不断转移。每次驻扎下来，刘伯承除了指挥战斗，还会抓紧时间分析各类战斗报告。某次，他仔细阅读了王亚朴连和其他部队的战报后，对李达说：“根据报告，我对敌我伤亡比例做了计算。在伏击战中，敌军伤亡116人，而我们只损失1人；在袭击战中，敌军伤亡2.94人，我们伤亡1人；而在麻雀战中，敌军的伤亡更为惨重，达到了53人比我方1人。”
刘伯承继续分析道：“伏击战是最有效的战术，尤其是在游击战中，伏击战具有巨大的优势。从空间角度来看，伏击战可以分为阻击、尾击、侧击三种方式。侧击效果最好，尾击则相对较差。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，最关键的是要让敌人毫无防备。”
李达则指出：“有些部队作战时并不注重战术，往往在被动中与敌人硬拼，这样就丧失了主动性，造成不必要的伤亡。”
刘伯承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会下达命令，提醒所有部队：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，尽量避免正面交战。但即便是避免战斗，也要做好准备。反‘扫荡’，打击日军，最有效的战术还是伏击。”
于是，伏击战成为了129师在对日作战中最常用且最有效的战术之一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《十大元帅：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》一书，详细记录了刘伯承等十大元帅的战斗经历以及他们独特的兵法战术。这本书曾成为该出版社的年度畅销书，并一度荣登中国军事图书热卖榜的榜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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